本周两则新闻，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一是7月17日，私刻医院收费章、为妻子骗取透析治疗400余次的廖丹已将17.2万元透析费全部退赔至北京东城法院，法官称，廖丹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最多减少30%以下刑期；二是7月16日，湖南长沙杜甫江阁附近，一位病重的老父亲在风雨之中接受儿女为他举行的“活祭”，借以向社会发出求助信息。世故人情，冷暖两重天。

　　一枚私刻的图章，违法却救命。也因为夫妻之情的感天动地，而令法理上的是非正义成了“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有人说这是法律无情，但法律若是太过多情，大千世界，谁又找不到一些个违法的“特殊情况”？救人是重要的，究责同样是重要的。悲悯，从来不应突破理性的底线。当然，“刻章救妻”事件最大的反思，其实并不在法理层面，而是假如没有触动人心的爱情桥段，他们还会被善心从悬崖下打捞上来吗？

　　没钱透析的，定然不止廖丹一家。但廖丹的幸运，离不开几个特殊的背景：一是在现代婚姻越来越不靠谱的年代，我们需要一种不离不弃的精神救赎，廖丹成全了我们；二是廖丹家庭是弱势群体的一个典型样本，住在城市边缘、靠政府低保勉强维持生活且没有医保、生病半年家就被拖垮，凡此种种，有助于公众表达一种生存权的集体忧虑、对救助制度的群体反思；三是故事传奇，“四年骗保17万”等细节着实吸引眼球。

　　这种救助的示范意义，一经媒体与舆论的解读，就事实上传递了“语不惊人病不起”的效果。“活祭”病重老父，谁说不是逼到绝路、受到某种启发后的逻辑。当事人说得很明白，来长沙医治，交不起医药费，无法入院，希望通过“活祭”呼吁社会和好心人，寻求更多的帮助。

　　有网友发问：为何违法4年的廖丹可以赢得众人之怜悯而获得捐助，偏偏这位当下急需救助的守法老父亲却找不到求生之路？冷静反思一下，不过是因为情绪化、感性化的民间救助代偿了公共救治的义务，于是法、理、情不分，越感动越被动，越伸手越慌乱。数据更能说明问题：2006年，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的葛延风曾公开表示，我们完全有能力建立基本的公共医疗保障制度，包括对社区卫生服务所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实行前者完全免费，后者由公民承担少数费用用以减少浪费的形式，每年开始约为人民币1500亿元至2000亿元之间。钟南山院士也多次提出，中国医疗卫生经费投入应达到GDP的5％。

　　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需要公共救助发挥出应有效力。在医疗改革正在进行的今天，公共财政应该勇于承担大病兜底的责任，譬如新医改能不能考虑为严重疾病开绿灯，严防“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此外，医疗机构的去市场化，保证对救济救助不分贵贱，以严苛的刑罚保障医护人员及医疗机构救命的义务。穷人得大病，是灾难，却不应绝望，更不应逼其铤而走险。能否把社会救助的步子迈得更大些？能不能在让人们遭遇苦难时，找得到救助的通道也能够被人及时地施救？这是公共救助应当帮他们守住的最底线、也是最温润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