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断有中国官员进行华丽转身,可以说,当前,官、产、学三者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并将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官员学者不断地“身份转换”说明了中国政府官员体系也正在逐渐变得开放,“旋转门”现象正在成为中国政坛的新景象。(5月13日《中国新闻周刊》)
 

 

　　“旋转门”的概念,原来特指美国的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牟利的机制。在我们目前的语境下,中式“旋转门”被用来形容政府官员体系变得开放,官、产、学三者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角度来看,政府官员体系变得开放是必然趋势。一来,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对官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复合型官员越来越显得重要。二来,于一个价值观念逐渐开放的时代,原本附加在职业上的“从一而终”的固有观念日渐式微。不过,中式“旋转门”所预示的社会开放一面固然值得欣慰,但其背后所伴生的“保守”甚至是阴影一面,却也不得不被重视。
 

 

　　新闻称官员体系正变得越来越开放,在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如公务员岗位向全社会的开放。但与这种开放性相伴,权力板结和阶层固化的阴影也如影随形。如屡屡爆出的基层官员任用乱象,权力世袭图景,弱势群体的相对被剥夺感；同时,中式“旋转门”是否能反映社会的整体开放度也存疑。众所周知,公务员体制逐渐开放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体制的吸附力,加剧了官本位价值观的回潮。当下,公务员岗位的吃香就是例证。而对一个社会而言,最优秀的人才争相向体制内聚集,做官成为社会的首要价值本位,于社会的长远发展,和一个健康流动社会的成长而言,也并非好事。这是科学评判中式“旋转门”所必须要看到的“烦恼”。
 

 

　　正如新闻中所言,现阶段中国“旋转门”特点是学而优则仕者多,而仕而优则学者少。但即便是少数仕而优则学者,也未必真正是纯粹的个人身份转变。一些官员或退休官员到高校任教,特别是在大学整体行政化的今天,学校已经把官员教授的数量当做一种行政和教学资源予以标榜,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官员由官场到学界的个人转身还有一段距离。可以说,在泛行政化体制下,如今的大学与官场的界限并不明显,很多官员进入大学只是行政权力向高校延伸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至于官员“下海”,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潮,近年来也出现了低潮,体制内岗位的吸引力愈发增强。放眼过去,当下一批成熟的企业家的成长都与其在体制内的经历有关,或都有着官员背景或因体制内的人脉和信息优势而获得成长。一些人感叹中国至今为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就与此有关。这说明,官场所掌握的资源依然太多,特别是当这种资源愈显聚集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便阻碍了市场和企业家的成长,个人向体制内的靠拢,便是必然。这一点无疑与中式“旋转门”所象征的开放一面存在冲突。
 

 

　　怎样的“旋转门”才可被认为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合理流动?其实无外乎这样几个标准:一是用人制度上的公正、透明；二是附加在官员岗位上的资源不能与一般社会岗位形成很大的落差；三是官员职务的转变或是退休,必须受到严密的监督和权力的“消磁”,不能演变为权力的跨界。但在权力监督不够制度化的当下,实现这样的转变还需要很多制度化建设作支撑。以上中式“旋转门”中“保守”的一面必须被改变,才可能有真正公平意义上的社会开放